高調宣傳五一口號,中共緣何突彈70年老調


雨舟

明天就是一年一度的五一勞動節。中共官媒人民網昨天刊文,標題為“紀念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70週年。文章稱,70年前的“五一口號”,奠定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同時也指出中共現在是“新型政黨”。有分析稱,中共本次紀念行為十分罕見;70年前政治口號的歷史背景和政治目標與今天的中國相去甚遠。那麼,中共為什麼突然重彈70年前的老調?

參加節目的嘉賓是: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歷史學者、獨立時評人章立凡。

歷史學者、獨立時評人章立凡說,“五一口號”大概每過十年就會紀念一次,所這此可能是個例行的活動。但這次特地強調了“新型政黨制度”,即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各民主黨派協商作出決策的政黨制度。章立凡認為這與中共當下在國際上遭到孤立有關,也與其目前在國內的統治困境有關,現在各種社會矛盾十分尖銳。中共在此情勢下打出民主協商的旗號,可能是覺得這有助於改善其處境。但現在的中共與當年的“五一口號”有很大距離。比如,“五一口號”的要點之一就是關於如何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這背後的邏輯是要反對一黨專政,而現在中共自己就是一黨專政,民主黨派成了花瓶擺設。真正意義上的政黨會有自己獨立的政治綱領、獨立的經費來源和自己的組織系統。而現在的民主黨派已經被改造成政府機關,他們的一切經費都由國庫支出,很難說它們是真正的政黨。所以,現在所說的多黨合作的政治協商制度與當年相去甚遠。1949年召開新政協的時候,毛澤東喊出三個口號:聯合政府萬歲,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全國人民大團結萬歲。現在聯合政府早就沒了,全國人民大團結的局面也沒看到,而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中的“人民共和”又如何來體現?所以,紀念“五一口號”,說起來是不忘初心,但行動上早就違背了當年的初心。

章立凡:中共民主黨派數典忘祖

抗日戰爭時期,中共其實曾高調宣傳和主張憲政、民主。毛澤東曾說,中國要實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以及羅斯福的“四大自由”,並要實現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這些和當時的中間黨派,特別是對國民黨持批評態度的黨派形成了共識。這正是這些黨派當時和共產黨合作的重要原因。而共產黨執政之後,其憲政方面的立場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另外,“五一口號”的提出其實並不是中共的初衷,而是當年“俄國爸爸”斯大林的要求。毛澤東曾致電斯大林,說一旦中國革命取得最後勝利,按照蘇聯和南斯拉夫的經驗,除中國共產黨之外,其他政黨都應退出政治舞台,這才能加強中國革命的勢力。但斯大林不同意。在1948年五一口號提出前10天,斯大林才回電毛澤東,說中共將來不得不與民主黨派合作建立聯合政府,才能孤立帝國主義和國民黨,中國將來該建立的是一個民主政府,而不是共產主義政府。斯大林的這個意見,毛澤東不得不執行。當時提出“五一口號”後,很多民主黨派表態說這是本黨的一貫主張,不是中共的發明創造。現在的很多民主黨派數典忘祖,忘記了當年成立這個黨就是為了爭取憲政民主。而現在它們已經淪為一黨專政的工具了。章立凡認為,“民主黨派”這個頭銜已經沒什麼意義,去掉也罷。

章立凡:新生代開始挑戰中國政府的“父權”,未來屬於年輕人

章立凡說,中國是男權主義或父權主義的傳統。從古代起就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長輩有絕對權力支配下一代的生活乃至生死。這與西方有很大區別。所以有一種很極端的說法是,西方文化是“殺父”的文化,中國文化是“殺子”文化。西方總是年輕一代要勝過老一代,而中國則是老一代要壓制年輕一代。六四事件就是個中國父權社會下“殺子文化”的典型。你要反抗我就把你當作逆子處死。這一點當然得改變,特別是進入互聯網時代,大家都成為了自媒體之後。現在有很多黑天鵝已經起飛,新生代出現,年輕領導人也正在各國登上歷史舞台;還有台灣的太陽花運動和香港的雨傘運動等等,這些都折射著代際的衝突。而我認為將來是屬於年輕人的。

胡平:目前的民主黨派連橡皮圖章都算不上

《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說,所謂的中國新型政黨制度下的幾個民主黨派其實連橡皮圖章都算不上,最多是花瓶。橡皮圖章至少還是代表一個權力機構,而這些民主黨派只是在政協有位置,而政協又不是一個權力機構。全國人大才是權力機構。中共這回高調紀念“五一口號”有兩個目的:一是向外推出中國特色的中共模式,二是回應外界對習近平搞個人獨裁的指責。和章立凡先生的觀點類似,胡平也認為中共現在的所作所為與1948年提“五一口號”的時候和1949年全國政協第一次全體會議的時候相差甚遠。那時政協是個權力機構,政府領導人通過這個機構選出來,類似於憲法的《共同綱領》也是由這個機構通過。1949年的第一次政協會議上,民主黨派至少還在以黨派的名義活動。而現在,人大是權力機構,而政協毫無權力。儘管人大代表裡,甚至是人大常委會委員裡也有民主黨派人士,但是他們並不以黨派的名義出現。因為只有中共才能提出這樣那樣的動議,從來見不到民盟、九三學社和民革以它們自己政黨的名義提出任何動議。如果說當年第一屆政協會議的時候民主黨派還有分享到一些權力,那現在則是蕩然無存。我們回顧歷史,一定要對此作出鮮明的區分。

胡平:中國工人的境遇讓“領導階級”之稱號成為巨大諷刺

胡平說,中國勞動者的地位與70年前相比不升反降。過去,很多工人的出身就是農民,但並沒有“農民工”這個叫法。而現在很多工人還是被稱為“農民工”,背後就是個戶籍制度的問題。雖然戶籍管理上近幾年有些許鬆動,但很多問題依然存在。比如一個農村進城當了工人,但沒法享受到和城里人一樣的待遇,包括子女上學方面。網上流傳一個有意思的段子:本名“工人階級”,假名“社會主義中國的領導階級”,經濟學定義“低收入階層”,洋名“藍領”,別名“體力勞動者”,暱稱“弱勢群體” ,外號“蟻族”,社會學定義“生存性生活者”,政治學定義“社會不穩定因素”,經常性稱呼“失業者”,政府給的名字“下崗工人”,民政定義“低保戶”,真名“窮人”。而現在其實又有了“低端人口”這個稱呼。儘管工人在今天的中國依然被列為領導階級,但實際上是被歸為“低端人口”,政治上是“不穩定因素”。這是個非常大的諷刺。幾年前長沙有個下崗工人辦了一個博客,自稱“長沙刁民”,從工人的角度對改革進行了嚴厲批判。他指出,改革對工人來說就是失業,就是生活陷於貧困。他也並不是維護舊體制。他提出,計劃經濟是該改革,改革也就免不了付代價,但他強調,計劃經濟不是工人發明的,而是共產黨的發明,付代價該是共產黨來付,要下崗該是共產黨下崗,怎麼叫工人下崗?這些批評都非常尖銳。他也不同意毛時代工人階級處於領導地位這種說法。毛時代,工人生活狀況也相當糟糕,收入僅能維持生存。工人前後境遇的變化,最能揭示出一個社會的性質,也最能揭示出經濟改革方面的問題。

胡平:共產黨不代表任何階級階層,它只是一小撮人的專政

胡平說,中共從來就不是勞動人民的代表。如果說某個政黨是某部分人的代表,意思就是該政黨受了那部分人委託,那麼一旦它的所作所為不符合這部分人的利益,他們就可以把它換下來。這才是“代表”的涵義。固然,毛時代的共產黨至少在表面上照顧工人階級利益,但改革開放後就很少照顧到了。但你也發現工人階級對此毫無辦法。所以共產黨就不是工人階級的代表。如果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代表,那麼共產黨的權力就來自工人的授權,工人也自然有權收回授權。當你所做的與工人利益相反時,工人卻無可奈何,這就證明你從來就不是“代表”。實際上,共產黨不代表任何階級、任何階層,共產黨甚至不代表共產黨自己。它其實是一小撮人對共產黨內的大部分人和全國各階層的人實行專政。

(V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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